“副局长洗澡后不接电话会受到处罚”,这是问责制的概括吗?

9月4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文公布 修订后的《条例》共有27条,是2016年7月实施的《条例》13条的两倍多,内容大为丰富。 那么,新修订的《条例》的重点是什么?问责是对党的全面严格管理追究主要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而追究直接责任不是《条例》所称的“问责”。新修订的《条例》一公布,就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一些媒体称,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践中存在问责泛化、滥用职权等问题,典型案例是“副局长洗澡后不接电话受到处罚” 2018年8月23日晚,安徽省巡逻队四次给全椒县农村公路局扶贫干部张伟打电话。党警告后者洗澡后不接电话。 这件事一经曝光,就立即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网民认为张伟被冤枉了。 同年11月,全椒县委在审查原处罚决定不准确和不适当后,决定取消处罚 这实际上是有关媒体对《条例》中提到的“问责制”概念混淆的结果。 首先,《条例》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问责制条例》,也就是说,它是党内条例。《条例》所针对的“责任”集中在与党的全面严格管理有关的责任上,而不是指所有的“责任” 《条例》明确规定,“对党的建设和事业中的失职行为,要追究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要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这些都是间接责任,不是直接责任。 在上述案件中,扶贫干部张伟因洗澡后不接电话而受到纪律处分。他对自己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相关部门未因失职、渎职或未履行主要责任、监督责任或领导责任而对其进行处罚或撤销处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条例》没有规定问责情况。这不能称为“问责泛化”,而应该是不当的纪律强制。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叫做“问责泛化”?以上述案例为例,如果上级党组织认为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因张伟不接电话而未能履行职责,并追究了单位党组织和领导的责任,则发现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失职,这种情况可视为“问责泛化” 有些人可能要为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责任报仇:如果是下属犯了错误,为什么要由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来承担责任?在这方面,与修订前相比,《条例》第6条增加了一个属性:”在职责范围内”。 换句话说,问责制应基于“权力和责任一致,对错误承担同等责任”的原则 例如,如果发现一个错误的决定是由党组织集体作出的,那么党组织就要承担主要责任,并对党组织负责。同样,如果领导小组的组长和直接负责的小组成员不知道下属自己的错误,也不对领导负责,他们就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将原有的六类问责修改为11类,将原有的党建不足细化为六类,增加了两类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责 除了最后一个自下而上的条款之外,在每一种问责情况的末尾都增加了诸如“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严重后果”和“造成重大损失”等词语。 换句话说,间接责任的调查是通过“行为+结果”来判断的,以防止责任的泛化。 此外,为了防止问责制变得空洞,条例还具体规定,”如果一个党组织被追究责任,它还应追究该组织负责领导成员的责任”,以确保对具体负责人实施问责制。 根据问题性质或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责任追究。问责制概念澄清后,下一步是澄清问责制的主体和对象 《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党委(党组)要履行全面严格治党的主要职责。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党的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履行监督职责。 换句话说,问责的主体是党委(党组)、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 《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问责对象是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工作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以及纪委、纪委派驻(派出)的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条例》在修改前的表述是“党的工作部门”。修改后如何改为“党的工作机关”?最初,2017年3月生效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规定:”党的工作机关是实施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它们是执行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安排、贯彻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办公厅(室)、职能部门、办公室和机关 “为了加强对上级党组织问责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条例》明确规定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工作机构开展问责调查、作出问责决定等相关事项应当报同级党委或其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情况。同时,规定如果应启动的问责调查没有及时启动,上级党组织应命令具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责任追究,也可以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责任追究。 《条例》第二十三条还明确规定,《条例》所涉及的审批权限是指最低审批权限,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向上级申请审批。 这意味着问责主体不再局限于同级党委(党组)、纪委和具有管理权限的党务机关。如果上述问责主体未能及时启动问责,上一级、二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党组织有权启动问责或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问责 因此,在管理权限相同的情况下,问责主体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问责不能及时启动,不仅问责主体无法逃脱,问责主体也将被追究责任。 问责程序的增加规定,应成立调查小组启动问责调查,受访者应就事实材料签署意见。据介绍,起草小组发现,缺乏关于问责程序的详细规定是问责普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次修订《条例》的重点之一是增加了问责程序的具体规定,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方面全面规范问责工作。调查开始后,应当成立调查组,按照规定和纪律进行调查。调查组发现被调查对象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问题后,应当写出事实材料,会见被调查对象,听取他们的陈述和申辩,并予以记录;调查对象应当对事实材料签署意见。如签署不同意见或拒绝签署意见,调查组应说明或说明情况。调查结束后,调查组集体讨论形成调查报告,由调查组组长和有关人员签字,然后办理审批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了责任人上诉的权利和程序,并规定应及时纠正不应追究责任和不准确追究责任的人;对在问责工作中滥用问责制或严重不负责任的人,应认真追究责任,也就是说,问责主体也可能因问责不力或问责不当而成为问责对象 实行终身问责制,但受到期满的影响,表现好的干部仍应长期大胆地提倡重用,有些人误解了,干部问责制是要放入另一本书,永不使用 在这方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严格的问责制和过失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问谁对疏忽负责,我们必须问谁对疏忽负责,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必须问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必须采取我们应该采取的任何问责方法。特别是,我们必须坚持对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过失承担终身责任,无论责任人是被调动、提升还是退休等。 另一方面,《条例》贯彻“三个区别”的要求,准确把握政策,区别不同情况,作出适当处理:对于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和审前审判而出现的错误,探索性实验中没有明确限制的错误,以及为促进发展而无意出现的错误等。,不能有问责或免除问责;对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追回损失或消除不利影响等情况,可以从轻或减轻责任;如果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或者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就应该增加或者提高责任。 此外,为鼓励问责干部继续努力,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干部应得到正确对待,影响任期届满、表现良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应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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